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金沙体育

　　金沙体育文章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了党的新闻事业百年来在记录党的伟大历程、宣传党的世纪伟业、开拓党的新闻事业发展道路、培育党的新闻事业优良传统和夯实党的新闻思想实践基础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作出的重大贡献。文章提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相互交织的复杂形势，以及媒体格局和传媒生态急剧变化的严峻挑战，新闻工作者要熟悉党的新闻事业百年奋斗历史及经验，始终保持政治定力、秉持服务观念、坚持与时俱进，牢牢把握国际传播话语权，坚守新闻舆论阵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努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迈向光辉未来。

　　原题为《记录世纪风云 传颂百年伟业——论中国新闻事业百年奋斗的历史成就及贡献》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党的新闻事业伴着党的诞生而诞生，随着党的发展而发展，始终与党同生同在，同向同行。作为重要的思想武器、宣传阵地和舆论平台，党的新闻事业真实报道和全面宣传了党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和辉煌业绩，奋力开拓了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道路，精心培育了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牢固夯实了党的新闻思想的实践基础，取得了非凡的历史成就，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书写了不朽的时代华章。

　　当前，在全党全国喜迎二十大召开和认真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时候，系统梳理和总结党的新闻事业百年奋斗的成就及经验，可以引领我们更好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正创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迈向光辉的未来。

　　2016年2月19日，习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线”讲话）中用“时代风云的记录者”[1]作为对党的新闻事业使命和功能的定位。这说明，记录时代风云是党的新闻事业应该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承担的重要职责。

　　纵观百年党史，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长期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党的新闻事业对党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作了真实、客观、全面的报道和宣传，为我们留下了党百年奋斗的光辉足迹，展现了党百年奋斗的辉煌业绩。

　　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所作的艰苦斗争和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可以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所作的艰苦努力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可以看到新时代，党领导人民为实现党所确立的第一个百年目标，自强不息、团结奋斗所作的杰出工作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百年来，党的新闻事业积极传播党的政策主张、推动社会进步、守望公平正义，全面报道和宣传党百年奋斗的伟大功绩、典型事迹、崇高精神和思想理论成果，全面展现了党百年奋斗的辉煌业绩，从而提振了全国人民的信心，促进了党的各项事业的发展。

　　如前所述，党的新闻事业真实记录和报道了百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所经历的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从这些报道和宣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从建立中国，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直到奋斗新时代的百年历程中，我们党所取得的伟大功绩。

　　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为国家、民族和人民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认识到中国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进而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

　　“典型宣传”是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传统和宝贵经验。百年来，党的新闻事业报道和宣传了一批批典型人物及其感人事迹，充分发挥了典型宣传鼓舞士气、凝聚民心、引导舆论、指导工作的作用，进而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报道和宣传了赵占奎、张思德等模范人物和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等典型；解放战争时期报道和宣传了刘胡兰、董存瑞等英雄人物，以及人民军队中无数英雄集体和战斗英雄；新中国成立后报道和宣传了志愿军英雄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大庆铁人王进喜、鞍钢工人孟泰，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申纪兰，战士雷锋、王杰，县委书记焦裕禄，知识青年邢燕子等典型；改革开放40多年来报道和宣传了一大批在推进农村和城市改革，献身技术创新、国防建设、航空航天事业的英雄模范、优秀干部、科技人员、国家工匠、两弹一星功臣以及道德楷模等。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新闻媒体集中报道和宣传的一批为国家、民族和人民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英烈模范，以及革命家、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艺术家等。他们的感人事迹和高尚精神通过媒体报道和宣传为社会与公众所知晓，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楷模，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高扬了民族精神，大长了民族志气。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代代中国人用顽强拼搏和奋斗牺牲，构筑起人源远流长、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战胜困难、不懈奋斗的磅礴力量和不竭动力。

　　党的新闻事业全面报道和宣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锻造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报道和宣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人锻造的抗美援朝精神、垦荒精神、大庆精神及铁人精神、劳模及英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等；报道和宣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锻造的小岗精神、特区精神、九八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改革先锋精神，以及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2]

　　锻造出这些精神的英模的“怕死不当员”“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为了新中国前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等铿锵有力的豪言壮语，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奏出了催人奋进的精神乐章，构筑起中国人特有的精神谱系。

　　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并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先后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党的新闻事业对这些理论成果都进行了全面报道和宣传，展现了中国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贡献。

　　党的新闻事业报道和宣传了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在革命战争年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创立思想的历史过程，使全国人民认识到思想在指导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历史贡献。

　　党的新闻事业报道和宣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创立理论的历史过程，使全国人民认识到理论在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方面的历史贡献。

　　党的新闻事业报道和宣传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问题，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过程，使全国人民认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等方面的历史贡献。

　　党的新闻事业报道和宣传了党的十六大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进程，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识到科学发展观在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方面的历史贡献。

　　党的新闻事业报道和宣传了党的十八大后，以习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创立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过程，使全国人民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新时代强军目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使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等方面的历史贡献。[3]

　　正是通过上述成就宣传、典型宣传、精神谱系和理论成果宣传，全面展现了党百年奋斗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建立的不朽功勋，锻造的伟大精神和创造的理论成果。

　　党的新闻事业在真实报道和全面宣传党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和辉煌业绩的同时，始终致力于奋力开拓自身事业发展道路，经过不懈努力，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壮大的过程，这也是其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成就。

　　“创办政治性机关报”，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宝贵经验。中国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都把创办政治性机关报作为建立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他们通过创办《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为党的成立作了充分的思想发动和舆论准备。在党成立后，陈独秀立即将《新青年》改组为党中央机关刊物，之后又创办了《》月刊和《向导》等报刊，形成了党的坚强的宣传机关和舆论阵地。

　　、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等党的一些早期革命活动家和领导人都把创办政治性报刊作为革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创办了一批革命报刊，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重要的宣传阵地。

　　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中国为了宣传动员群众，发动土地革命，反对军事围剿，积极发展革命新闻事业。当时，党一方面在国统区秘密出版《布尔塞维克》《红旗日报》等革命报刊，另一方面在中央苏区创办了《红色中华》《红星报》，以及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等新闻机构，形成了包括报刊、广播（红中社承担广播业务）、通讯社在内的新闻宣传网络，开创了中华苏维埃政权创办新闻事业的新篇章。

　　井冈山时期，领导的红军和地方政权运用《时事简报》等宣传方式，作为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了解政策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成为反映军民生活和组织群众斗争的有效手段。

　　这一时期党在瑞金创办的中华苏维埃政权机关报《红色中华》，在组织动员群众参加苏维埃政权建设，反对反动派军事围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在敌后大力发展抗日根据地，组织群众投入抗日战争和根据地政权建设，并创办了许多报刊，促进了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发展。

　　在陕甘宁边区，中国以延安为中心创办了《新中华报》等报刊，同时将红中社更名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还建立了新华广播电台，形成了完整的新闻宣传网络。在国统区创办了《新华日报》，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根据地党委和政府机关报刊，以及军队和群众团体报刊相配套的新闻宣传网。

　　1941年，党在延安创办的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及方针政策，推进根据地政权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4月《解放日报》进行改版，这是党报史上第一次重大新闻改革，为党的根据地报刊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和对华北记者团谈话，就党报性质功能、任务作用、指导方针、工作路线、文风与队伍建设等问题作了系统、全面、深刻的阐述，为延安时期开始的党报改革和党报理论探索作了总结，既丰富了党报理论，也推动了党报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及发展提供了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

　　解放战争期间，党和军队的报刊，以及集通讯社、报纸、电台三项职能于一身的新华社，深入前线，组织报道，为党中央指挥战争，揭露内战阴谋，争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催生人民民主新政权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舆论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立即着手改造旧中国新闻媒体，创办社会主义报刊，以及覆盖全国的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迅速建立起了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社会主义新闻宣传网络。

　　1949年11月1日新闻总署成立，就此拉开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序幕。当时，党和政府一方面继续对旧有新闻媒体按其性质进行区别处理，如取缔新闻媒体、清理外国宣传机构、改造私营新闻媒体等；另一方面建立起从中央、大行政区或省到地、县级的党委机关报系统，并且将新华社定位为国家通讯社，扩大其业务范围，还创办了中国新闻社等新闻机构，同时兴办人民新闻教育，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提供人才保障。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实行改版，这是党报史上第二次重大新闻改革。该报把“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和改进文风”作为改版重点，提出要增加经济报道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报道、压缩会议新闻、多反映人民群众等举措。新华社和全国其他媒体也纷纷实行改革，改进新闻报道，新闻战线呈现出一片新气象和新面貌。

　　从1949年到1976年，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经历了从建立新中国到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很好地发挥了“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4]的作用。然而，由于这一时期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后期“文革”期间又发生了“十年内乱”，我国新闻事业遭受重创，导致停滞甚至倒退，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需要我们牢牢记取。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这期间，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大力报道、宣传和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同时自身也开始了全方位新闻改革，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闻事业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新闻改革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开始。首先通过新闻观念改革回归新闻工作本位，同时带动新闻业务改革，进而促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深层改革，为新闻事业的全面改革发展注入了活力，增强了动力。在改革过程中，新闻界逐步确立起信息、受众、服务、竞争、效益等一系列新观念，在做好新闻宣传和舆论导向的同时，更加注重发挥新闻媒体的信息传播与社会服务功能，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信息与文化需求。

　　1992年，考察南方谈话之后，我国新闻界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新闻政策逐步作出调整，新闻改革力度不断加大，都市报等新的报纸形态纷纷出现，深度报道等多种报道形式相继采用，自办发行改变了原先由邮局独家发行的格局，报业集团开始出现并很快取得重大突破和进展金沙体育，推动了我国传媒业的市场化发展，其经济效益明显提升，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东方时空》 《焦点访谈》 《新闻调查》等一系列新的电视栏目和节目的创办，推动了电视新闻的改革发展。我国互联网建设，紧跟世界传播技术快速革新的潮流，显示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改革发展的独特优势。

　　十六大后，面对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兴起，及其所带来的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的巨大变化，党中央适时把握信息化时代新闻传播的新特点和新规律，积极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改进和加强国内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以及推进“三网融合”、加强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建设等，使得我国新闻事业获得空前发展，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现代化传媒集团开始出现。

　　进入新时代后，国内外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互联网技术快速升级迭代，使得我国的媒体格局、舆论生态、传播方式等都在发生变革，给我国新闻事业的改革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新闻工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指引了正确方向。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闻事业管理体制改革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等，为新闻事业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支持和保障。2014年4月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把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壮大主流媒体，打造现代传媒集团作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之后，党中央对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以及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扶持和强力推动下，近些年我国网信事业快速发展，媒体融合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扩大。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主要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在融合发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和整体实力在不断增强。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基层群众“最后一公里”工程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也取得明显成效。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党的新闻事业百年来始终立足于中国党情、国情和社情，服务于党、国家和人民需要，站立在时代前沿、斗争前线和人民中间，完成了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赋予的职责使命。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党的新闻事业奋力开拓了自己的发展道路，经过百年奋斗成长为有着强大生命力和巨大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如今正在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继续奋斗。

　　党的新闻事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勇于实践，勤于思考，不断总结经验，精心培育出了对党忠诚、勇担责任、情系人民、关切社会、精于业务、重于操守的优良传统。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当下新闻工作者需要学习、践行和传承的思想传统与道德观念。

　　中国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坚持党的领导做好新闻工作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习在“2·19”讲话中提出了“党媒姓党”的重要命题。他指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并强调党媒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5]

　　忠诚党的新闻事业，真诚做党的耳目喉舌，是党对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因此，“对党忠诚”，必然成为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光荣传统和自觉追求。

　　党的新闻事业历来有“忠于党的革命事业”的光荣传统。1922年“二大”通过的《中国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公开承认第三国际提出的“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人来主持”[6]等条件，为后来党的新闻事业坚持这一传统提供了思想指南和政策依据。

　　党的新闻事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党成就百年伟业，实现百年辉煌提供了舆论支持，用行动践行了“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的神圣诺言，培育了党的新闻事业“对党忠诚”的优良传统。

　　党历来重视新闻工作，把新闻工作视为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7]把新闻工作喻为“党的生命的一部分”，[8]习将其比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这些比喻都是在强调新闻工作的重要地位，说明新闻工作岗位光荣、责任重大。因此，“勇担责任”自然成为党对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必须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在战争年代要为民族复兴、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尽责；在和平时期要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责。

　　习在“2·19”讲线个字定位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即“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连接中外、沟通世界”金沙体育。这是他对新时代党的新闻事业职责使命的全面概括，新闻工作者应自觉以此为遵循努力尽责，并使其作为优良传统代代传承。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写进了党的新修订的《中国章程》，[9]它体现了党以人民为主体的执政理念。“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0]，是习对党的事业与人民之间关系的明确回答。党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在，为人民而战斗，人民是党的生命之根、生存之本、力量之源。

　　人民是党生存发展的靠山，也是党的新闻事业生存发展的靠山。因此，“情系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也就成为党对新闻工作者的必然要求。而新闻工作者也须自觉地把涵养“人民情怀”，增强“人民意识”，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作为基本职业责任和品质要求。

　　党的新闻事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自觉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去观察群众的困难疾苦安危，了解群众的呼声愿望诉求，替群众说话，写出了许多沾着露水、冒着热气、带着泥巴的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受到了广大群众的赞许和欢迎。

　　习在“2·19”讲话中把做“公平正义的守望者”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责任，其意在于新闻工作者要把关切社会，守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神圣使命。

　　新闻媒体通常被称为“社会雷达”和“社会的耳目”，担负着社会观察者和瞭望者的职责。新闻工作者时时刻刻都在观察社会，记录社会的变化，把握社会的脉搏，反映社会的关切，表达社会的诉求。

　　党的新闻事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保持“关切社会”的职业传统，坚持下沉社会、深入生活，贴近群众，去观察社会的动向，把握社会的脉搏，反映社会的关切和民众的呼声，成为连通社会的“脉管”，成为实行社会监督，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卫士。

　　实践说明，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揭露党内腐败现象，批评社会不良风气，检讨工作失误和问题等方面，可以充分表达社会关切，有效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特别是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满足社会与公众的知情和维权需要，成为新闻媒体发挥其社会功能的重要一环，受到社会与公众的积极评价，使得“关切社会”的优良传统得以发扬和延续。

　　新闻工作是一种职业，也是一门专业，有其职业规范和专业要求。而新闻学作为一门探讨新闻传播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的科学，有其理论内涵、知识体系和业务要求。因此，要做好新闻工作，除了对党忠诚、勇担责任、情系人民和关切社会外，还要“精于业务”，即要有精湛的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习在“2·19”讲话中就要求新闻工作者“提高业务能力，勤学习、多锻炼，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11]

　　党的新闻事业在其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注意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即使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也会通过举办培训班，出版业务指导刊物，开展练笔活动等，来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当年新华社在延安时就专门创办了新闻业务杂志，用以培训记者和通讯员。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传播技术的快速变化，在当前数字化、智能化、融媒化的全媒体时代，党对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要求越来越高。习在“2·19”讲话中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掌握采编制播的十八般武艺，做“全媒型、专家型”新闻工作者；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他又提出了要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12]的要求。新闻工作者唯有发扬和传承“精于业务”的优良传统，努力练就过硬专业本领，才能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和使命。

　　新闻工作者肩负着特殊的职业责任和社会使命。当年李大钊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13]来勉励友人；郭超人用“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金沙体育，笔下有人命关天”[14]来形容新闻工作者责任之重大；范长江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5]来警示新闻工作者要坚持职业操守。这些都说明作为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把“重于操守”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面对各种诱惑、困难和压力，要能够做到讲道德、重操守、肯奉献。

　　习在“2·19”讲话中希望新闻工作者“严格要求自己，加强道德修养，保持一身正气”，同时要求新闻工作者“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16]谆谆告诫，语重心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针对新闻队伍中一些人理想缺失、信念动摇、道德失范等问题，新闻战线持续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职业精神职业道德教育、党史教育，以及反对“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低俗之风、不良广告”，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等活动，在广大新闻工作者中涌现出许多对党忠诚、情系人民、作风良好、道德高尚的优秀人物，他们用行动诠释了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党和人民放心并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面对进入第二个百年党和人民赋予的新使命新任务，广大新闻工作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铸魂励志，涵养道德，端正品行，做到刚正不阿，清正廉洁，重于操守，努力做一个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理论源于实践，党的新闻事业的百年奋斗实践，为党的新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夯实了实践基础。本文总结的党报思想、人民报刊思想、政治家办报思想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等，就是通过党的新闻事业的长期实践而形成并不断走向成熟的。

　　“党报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新闻思想，概括地说其核心就是“党报思想”。同理，在中国新闻思想中，党报思想也是核心内容。纵观党的新闻事业百年实践，其核心内容就是从理论上阐释为什么要办党报，为谁办党报、办一张什么样的党报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

　　建党初期，陈独秀、李大钊等通过创办党报来阐述政治主张，启迪民众思想，指导群众斗争，推动无产阶级革命。

　　延安时期，是党报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当时党中央创办了许多党报，对党报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为改造党报发出通知，对什么是党报作了明确表述：“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17] 3月31日，亲自指导《解放日报》改版，希望通过改版使之从“不完全的党报”，变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改版社论中总结的党报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就是对党报性质功能与品质特征的高度凝练和准确概括。

　　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和在对华北记者团谈话中对党报工作的深刻阐述，标志着中国党报思想已经成熟。后来经过、和等党的领导人，对其所在历史时期党报工作实践的总结，不断丰富党报思想的内容，使之成为引领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理论指南。

　　新时代以来，习在总结以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进入新时代后领导新闻事业的丰富实践，对涉及党的新闻工作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作了深刻阐述，精准概括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和“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18]等一系列党报工作重大原则，使党报思想得以进一步升华，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党报思想的百年发展作了总结集成，大大丰富了党报思想的理论内涵。

　　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党的报纸就是人民的报纸，这是“党报”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人一向把党报看作是人民的报纸。党中央机关报取名“人民日报”，并明确宣示自己“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19]，这是对党报与人民报纸之间关系的最好阐释。

　　1942年，领导《解放日报》改版，规定，“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20] 1944年12月22日，毛主席在给晋绥边区《抗战日报》的指示信中明确说，你们“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的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21]他认为，党报如果心里没有群众，就不是真正的的党报。

　　1942年，周恩来发在《新华日报》的一篇社论中指出“本报既为机关报，又以人民喉舌自期”。[22]1947年1月11日，该报在题为《检讨与勉励》的社论中检讨了报纸在反映和服务群众方面存在的问题，强调指出，“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纸。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23]这是党的机关报首次公开阐明党性同人民性的一致关系。

　　2013年8月19日，习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就新闻工作党性与人民性关系问题作了专门阐述。他认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并明确提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就是一致的、统一的”。[24]这些观点对我们认识新闻工作党性与人民性关系，把握党的新闻思想中的人民报刊思想提供了理论指导，特别是在新闻实践中如何坚持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把宣传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与反映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把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结合起来，提供了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把创办政治性机关报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办报目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党报必须由“站在党的中心和斗争的中心”[25]和“真正具有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26]的人来编辑。而列宁1905年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对出版物的党性原则问题作了系统阐述，目的就是要解决党报队伍中出现的背弃党的纲领路线，同党的问题。

　　1922年二大通过的《中国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接受了第三国际规定的人办报条件，即“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人来主持”。

　　20世纪50年代末，针对当时党报工作中存在的政治方向不明确，政治立场不坚定等问题，多次阐述了“要政治家办报”的观点。1959年6月，他与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谈话中强调：“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他强调“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27]“要政治家办报”，是指办党报要有政治意识、政治远见和政治敏感，要有全局意识，善于抓住事情的本质，着眼于国内外政治环境，实现全党和全国工作的统筹发展，这些应该是对党报工作的基本要求。

　　1996年9月26日，在视察人民日报社讲话中重申“坚持政治家办报”，也同当时党报工作中存在缺乏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等有密切关系。他提出：“报社的同志要有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坚持政治家办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登什么，不登什么，怎么登，都要从全局出发，从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28]

　　进入新时代，习再次重申要“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2015年12月25日，他在视察报社时强调“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29]

　　从历史背景看，党的领导人关于要坚持政治家办报的讲话都是基于新闻工作的现实需要，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经过长期实践，坚持政治家办报已成为中国党报工作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原则。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它既是党报工作的经验和传统，也是党报思想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重要的办报经验之一就是发动党员和群众共同办报，以此来密切党报同党员和群众的联系。

　　中国人在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如组织读报小组让党员和群众能更好地学习和利用党报；建立健全党报发行网络，使报纸能及时送达党员和群众手中；组建通讯员队伍，让党员和群众直接为党报提供信息等。正是通过这些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一千期时发表的社论指出：“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30]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也是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1948年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就明确阐述了这一思想：“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31] 1958年在给时任广西省委书记刘建勋和省长的信中又提出，省委要重视并加强对省报的领导和指导，而且特别强调要抓好社论写作，并要求“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32]

　　1950年5月16日，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也阐述了类似思想：“从领导来看，办报是大家办报，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也是大家办报。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33]

　　习则是从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宏观角度来论述这一问题。他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在这次会议中，他明确提出，加强做好宣传思想领域中重大问题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统筹指导，是各级党委肩负的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他还提出要树立“大宣传”[34]工作理念，并从“大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宏观角度来论述要全党动手，齐抓共管宣传思想工作。这些论述站位高，立意远，对我们全面认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开阔了新的思路。

　　由此可见，正是中国丰富的百年新闻实践，为党的新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依据，夯实了基础，并使其不断深化和发展。

　　综上所述，百年来党的新闻事业真实报道和全面宣传了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伟大历程和辉煌业绩，精心培育了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牢固夯实了党的新闻思想的实践基础，同时奋力开拓了自身的发展道路，可以说取得了非凡历史成就，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在回顾和总结党的新闻事业百年奋斗历史成就时，我们还须回答党的新闻事业为什么会取得这么多成就，作出这么大贡献，其历史经验是什么？力量源泉在哪里？

　　谈到“历史经验”，笔者参照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概括了党的新闻事业百年奋斗形成的“十条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中心、坚持政治方向、坚持科学理论、坚持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坚持斗争精神、坚持群众路线、坚持遵循规律和坚持守正创新”。

　　谈到“力量源泉”，笔者认为党的新闻事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历史成就的力量源泉来自“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的真诚支持”。是党的坚强领导，确保了党的新闻事业能够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坚持做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是人民的真诚支持，确保了党的新闻事业能够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齐爱憎”，不断地从人民群众中获得新闻灵感、报道智慧和前进力量。

　　此外，笔者认为广大新闻工作者“自身的不懈努力”，也是其取得重大历史成就的重要原因。广大新闻工作者的自身努力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习在“2·19”讲话中，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与“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作为他向新闻工作者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之一，这说明政治方向问题，是新闻工作需要解决的极为重要的问题金沙体育。提出要“政治家办报”，也是为了要确保新闻工作的政治方向不出偏差。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闻工作要确保在政治方向上不出偏差，就须始终保持政治定力，要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认得清、看得准、立得住，做到不迷途、不转向、不出政治偏差。而一旦出现政治偏差，就会导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后果，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

　　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铸魂、励志、导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新闻工作。

　　在我国，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最高宗旨。在新闻领域，党始终把人民作为新闻事业的主人、新闻传播的主体和新闻报道的主角。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民”是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服务对象、工作中心和“衣食父母”。

　　而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自觉秉持服务理念，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金沙体育，满足他们各方面的新闻与信息需求，这应该是每个新闻工作者的不二选择。实践证明，只有那些虚心向人民学习，乐于为人民服务，敢于为人民代言的新闻工作者，才能真正做到忠于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心甘情愿地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世间万事万物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新闻工作是常干常新的工作，要想紧跟时代步伐，适应形势变化，要想新闻工作能够不断出新出彩，就需要新闻工作者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求变创新。

　　经验说明，“求新求变”是新闻工作者的“本能”和“偏好”。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时代特征，社会环境和使命任务，因此也就会有不同的工作要求，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坚持不断学习、不断用新思维新观念新知识充实、丰富和提高自己，不能因循守旧，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该坐享其成，唯此方能做到永远不落伍、不掉队，时刻奔走在采写报道新闻的路上。新闻工作者要立志做一个始终立于时代前列，能够最早感知时代变化、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诉求、记录时代风云的人。

　　总之，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相互交织的复杂形势，以及媒体格局和传媒生态急剧变化的严峻挑战，新闻工作者要熟悉党的新闻事业百年奋斗历史及经验，始终保持政治定力、秉持服务观念、坚持与时俱进，牢牢把握国际传播话语权，坚守新闻舆论阵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努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迈向光辉未来。

　　[1][5][11][16][18]习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N].人民日报，2016-02-20

　　[2]习.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线]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

　　[4].同志给刘建勋、同志的信[J].新闻战线]孙武霞，许俊基，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82-183

　　[9]中国章程及相关党内规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3

　　[10]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N].人民日报，2021-02-21

　　[13]刘晓艳.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学习李大钊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J].新湘评论，2016（13）

　　[14]郭超人.关于记者：郭超人新闻思考[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87

　　[15]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集（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057

　　[19]编写组，编.谈新闻出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21

　　[22]周恩来.敬告本报读者——请予本报以全面的批评[N].新华日报，1942-05-23

　　[23][30]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80,67

　　[29]习在视察报社时强调：坚持军报姓党坚持强军为本坚持创新为要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思想舆论支持[N].人民日报，2015-12-27

　　[33].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0

　　郑保卫，山东淄博人。2017年受聘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学部副秘书长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科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科组首席专家；中宣部、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首席专家；中宣部、教育部委托编写教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新闻政策变迁研究》（1921—2021年）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著有《新闻学导论》《当代新闻理论》《新闻理论新编》《论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发展》《中国领导人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等；主编有《中国新闻思想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等。总共出版著作30余部，发表论文400余篇。

　　尹延永，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两篇，先后参与完成三部学术著作的写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新闻政策变迁研究》(1921-2021年)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