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观察》｜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周年纪念报道的政治智慧金沙体育

　　金沙体育编者按：《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在抗战大后方的“发言人”，其周年纪念报道已经超越单纯的节日纪念属性。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蔡斐和博士研究生李家润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8期刊文，从神圣时间的理论视角，通过分析1939―1947年期间《新华日报》的周年纪念报道，认为周年纪念报道既是《新华日报》进行自我批评的有效手段，也是《新华日报》开展报刊交往的物质载体，还是《新华日报》构建认同的团结方式，体现出中国人灵活的办报策略与杰出的政治智慧。

　　在中国革命历程中，中国十分善于运用节日节点开展舆论动员工作，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以《新华日报》为例，尹志兵的《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五四纪念文章中的抗日话语探析》指出，《新华日报》的“五四”纪念文章把五四运动的历史记忆与当时的抗日斗争紧密结合，凸显出鲜明的抗日话语。刘芳的《中国抗战方针政策的“变”与“不变”——以〈新华日报〉“七七”纪念文章为对象的考察》指出，《新华日报》的“七七”纪念文章反映了中国坚持团结抗战、长期抗战和坚信抗战必胜的核心原则，同时增强了社会各界对中国的政治认同。王晓园的《试论〈新华日报〉有关“九一八”纪念报道的话语表述》指出，《新华日报》的“九一八”纪念报道向民众表明了中国在抗战中的政治主张，增强了中国的政治合法性。

　　不过，相比《新华日报》（其他）重要节日节点纪念报道研究的“汗牛充栋”，有关《新华日报》周年纪念这一典型神圣时间纪念文章的研究却几乎没有。据此，本文经由神圣时间的理论视角，通过分析1939―1947年期间《新华日报》的周年纪念报道，从自我批评、报刊交往与认同构建的三重维度来观察中国人的办报策略与政治智慧。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身处抗战大后方的《新华日报》也不例外金沙体育。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周恩来同志就曾在《团结》副刊的发刊词中指出，“‘玉不琢，不成器’。我们决不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什么时候开展自我批评呢？周年纪念的神圣时间就顺理成章成为《新华日报》“检讨工作，总结经验，提高修养，改进业务的一个日子”。

　　1939年1月11日，一周岁的《新华日报》毫不避讳地向读者坦承，“本报无论在编辑内容方面，（还是在）发行迅速普遍方面，不能完全满足读者对我们的期望”，但仍愿在读者的帮助下继续努力。在报道内容方面，诸事初创的《新华日报》首先不可避免地就普遍存在病句、错字等“低级错误”；其次是社论短评、消息通讯、副刊专页、文史资料等各类型文章也存在因材料少、时间紧而全文照搬或删节不当，以致影响质量的情况，“不及时，文字欠通俗，欠流畅，这些毛病都有”。

　　此外，《新华日报》对国内问题的反映也不全面。在三周年纪念时，《新华日报》表示：“在国内问题上，关于反映群众生活和运动，边区情形，文化教育问题，总共计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占了百分比一半以上，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可是，应当指出，当前的许多国内重要问题，因某种关系在我们报纸上还找不到反映，或者是反映得很少，这是我们严重的缺点，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深以为憾！”

　　在出版发行方面，《新华日报》初期由于经验、经费、设备等困难，不仅存在纸张质量差、破损过多而不便阅读的情况，而且“出版较迟和未能使报纸及时地达到读者手里”，对此，《新华日报》致歉表示：“（我们）对不住读者的地方甚多，报纸收到残缺不全，时间之迟延，日期之未按次序，这是我们深引为遗憾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关系密切。《新华日报》“平时即常得到提供批评及改进意见的来信”。每逢周年纪念，《新华日报》更是会提前一个月向读者征求意见，并在纪念日当天刊发。意见较多时，还会分日连载。《新华日报》两周年纪念时，读者的意见建议“如云片地飞来”金沙体育。不仅如此，《新华日报》还特别欢迎那些明确提出批评的意见。三周年纪念日前夕，社长潘梓年在向左翼文艺作家郑伯奇“索文”时特地要求：“不要说优点，顶好是举出一些缺点来。”面对读者提出的意见和批评，《新华日报》实事求是地表明，“我们的主观努力还非常不够，我们的困难还没有完全克服，以致还不能够满足客观环境的实际需要，满足广大读者对本报的希望和期待”，同时，这些意见建议“对本报同仁说来，就是一种鼓励，帮助和鞭策，使我们平空增添了无比的信心和力量”。

　　对于《新华日报》来说，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最终目标都是通过“切切实实去改良它，使它一天比一天进步起来”“把握住《新华日报》的工作是抗战中工作的一部分，时时刻刻要以越战越强的精神来开展《新华日报》的工作”。这种精神落实到报社职工身上，就是“竭尽自己的力量，从工作上来回答读者诸君的厚爱”，想方设法“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发行人数少，就每个人多发一些并设法“增添报丁”；送达时间晚，就提早出版时间并设法“缩短送报的路线”；纸张少、质量差，就“提高技术，严格选纸”，尽可能寻找更多更好的纸，以此“争取工作质量的更进一步提高与改进”。经过不懈努力，《新华日报》“从形式到内容，从纸张到印刷，比过去益见进步”。

　　对于《新华日报》来说金沙体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报纸的形式、内容、纸张和印刷上，更重要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式，“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反映最大多数同胞在这个大时代中的真正要求”。

　　正是中国人的这种博大胸襟，让《新华日报》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外也赢得了更多称赞。这些称赞也常常出现在《新华日报》的周年纪念刊上，如广大读者称赞《新华日报》是“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中的亲密的战友”，救国会人士史良称赞《新华日报》“的确是抗战中所需要的报纸”，民主派人士冯玉祥称赞“《新华日报》的生存与发展，就是这个团结抗敌的表征”。

　　“报刊不是像我们现有研究中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工具，只是一个容器——装载不同内容，实质上，它更是一种交往。”对于未获准在大后方公开活动的中国来说，《新华日报》不只是反映中国政策主张的发声机构金沙体育，更是中国与大后方各界人士实施交往的重要介质。这种经由报刊构建的交往关系，恰如一位读者投书所说：“我们虽然未曾见面，但我敢相信，我们中间已在无形中建立起一种不朽的友谊——远超过任何一种。”

　　早在创刊时，《新华日报》就设置了“读者信箱”栏目，并希望读者踊跃投稿，就各方面的问题“和我们讨论”，力求建立报纸与读者之间密切的交往关系。等到周年纪念的神圣时间，《新华日报》更是大张旗鼓推动编读往来，主动征求各界意见。

　　梳理史料发现，在周年纪念（时）给《新华日报》“不吝批评指教”“惠赐鸿文题字”的主要有三类群体：一是普通读者，《新华日报》的读者分布十分广泛，“有的是工人，有的是职员，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编辑，有的是教师……，有的生活在乡村，有的生活在都市”；二是国统区精英人士，如冯玉祥、张申府、沈钧儒、陶行知、黄炎培、章伯钧、梁希、郭沫若、胡风等民主派人士、派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三是中国的机构与代表，包括中国中央委员会、《解放日报》等机构和董必武、、、叶挺、项英、潘梓年、吴克坚、吴敏等党员。

　　当这三方面的群体出现在《新华日报》的周年纪念版面上时，无疑构建出一组卓有深意的交往体系。普通读者是中国在大后方走好群众路线的主要对象，人数众多，且“是与我们亲密地联系着的”；民主派人士、派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是中国在大后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力量，“（他们）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中国的机构与代表则是《新华日报》的领导者、自己人。在重庆那个“以报识人”的特殊场域，在《新华日报》周年纪念的神圣时间，当这三方面群体在《新华日报》周年纪念版面上欢聚一堂时，本身就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媒介景观，传递出一种政治意义，即在中国领导下，无论是普通的人民群众，还是大后方的精英人士，都成为了中国的“自己人”。

　　《新华日报》在周年纪念时推出纪念专刊，并刊登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教”“鸿文题字”，不啻于一场重要的媒介仪式。但是，“仪式对局外人设定了界限，因此参与者知道谁在参加，而谁被排除在外。”作为中国领导下“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新华日报》积极贯彻了中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这一点，在周年纪念版面上也有着生动的体现——那些溶共、防共、限共、，以及降日派的顽固势力被排斥在外，而主张抗日的广大人民群众和中间势力被吸纳在内，《新华日报》构建出一个坚持团结抗战的公共空间，自己也就成为他们“共献心力于抗建事业的公共论坛”。

　　展开来说，《新华日报》周年纪念的媒介仪式之所以要决定“谁在参加，而谁被排除在外”，实际上暗含着中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要求，同时，当孙科、冯玉祥、张申府、沈钧儒、陶行知、黄炎培、章伯钧、史良、梁希、郭沫若、老舍、胡风等知名人士，以及一大批工友、职员、教师、学生等普通读者发来文字文章，期待多“描述友邦人士对我之同情；敌人的残暴；将士的英勇；民众的抗战热忱；汉奸走狗的丑态，；边区同胞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艰苦奋斗和前途”，称颂“（《新华日报》）是今日全国最好报纸之一，那是有口皆碑，有目共见，更不待言”时，《新华日报》就巧妙地构建出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报刊交往关系，中国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践行的群众路线也得到了有力的落实。此时，“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报纸版面上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政党认同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政党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有的，而是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向社会民众进行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塑造和传递政党认同的途径与载体。”《新华日报》作为中国人格化的象征，自然会日常性地不间断进行着中国的政党认同建构，当然更不会放弃周年纪念日这一神圣时间节点。

　　在周年纪念的神圣时间，《新华日报》会集中梳理这一年“在种种极艰辛的情况下仍能发挥光大它的灿烂的成绩”（邹韬奋语）。比如一周年纪念日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周年》指出，“一年以来，我们不断指出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是全民族团结的核心……一年以来，我们对于凡有助于前方将士浴血抗战的兵役运动、募寒衣运动、节约运动、生产运动、锄奸工作、救护伤兵、义卖献金、组织工作队、开展民众运动、相当改善民众生活等，本报无不竭尽绵力，予以倡导和帮助。”同日刊发的《本报一年来对于时局的主张》则对“坚持扩大民众运动和发展民众团体，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等《新华日报》的主张作了梳理，同时还专门点出“正是这些建议的推广，引起全国上下的注意和采择，才推动了抗战中的相当进步”。

　　在“看得见的”努力之外，《新华日报》还在周年纪念的神圣时间不断渲染另一种“看不见的”努力，即通过报纸来达成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民族认同，不断巩固中国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周年纪念的神圣时间金沙体育，《新华日报》强调的民族认同也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如两周年纪念日之际，史良就题词希望《新华日报》“为争取民族解放而精诚团结而艰苦工作”。印刷学徒伯勋也由衷赞叹《新华日报》，“在这临时首都的十几个报纸中，贵报要算是抗日的急先锋，真正的民众喉舌了。”三周年纪念日之际，文学家茅盾以《新华日报》一个读者的身份道出了广大读者的心声，“三年来《新华日报》在文化战线上对于民族解放事业所尽的贡献，以及它在艰难困苦之中力求进步的过程，久在万千读者心目之中，万千读者是爱护它的。”妇女运动先驱刘清扬也从民族认同的角度盛赞，“《新华日报》确是民族文化的前驱，爱国民众的益友，因为它曾不断地为民族解放艰苦奋斗”，并期待，“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正是象征着‘新华’光明的前途，代表着民族文化的跃进。”

　　在周年纪念专刊中，《新华日报》梳理的成绩认同和呈现的民族认同为报纸建构政党认同铺平了道路，“《新华日报》正像中国的其他出版物一样，在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和发展及巩固民族统一战线的事业中，起了伟大的作用。”

　　在周年纪念的神圣时刻，《新华日报》不断强调自己中国人的政治身份，“《新华日报》是中国的机关报，的决议和宣言，要在新华上登载，新华的政治主张一般的是反映的政治主张，这是公开的天天和读者见面的。《新华日报》的存在是使的政治主张得时时直接间接以与热心抗战建国的人士相见，这是杜绝敌探汉奸挑拨离间造谣诬陷的一种工具。”进一步地，《新华日报》在每周年的纪念文章中都会强调，“我们的报是在我们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新华日报》所以能够获得一点成绩，都是党的力量，都是领导正确的结果。”如果说《新华日报》将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归功于中国的正确领导，是在主动建构国统区人民对中国的认同，那么，人民群众对《新华日报》的热情与追随则表明上述的政党认同建构得到了大众的认同和拥护。

　　二周年纪念日之际，石西民梳理的《两年来本报所组织的几种群众运动》，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对《新华日报》、对中国以及对中国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积极认同。比如由《新华日报》发起的响应朱彭总副司令通电为十八集团军捐助防毒用具运动，“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首先响应这一运动……接着各救亡团体，各界同胞，特别是许多清寒的工友、妇女、学生，乃至小孩们都热烈地来信一致痛斥日寇暴行，并捐助款项，总结四个月的成绩（四月至八月），响应的读者以个人计算达千余人，团体一百二十余个，包括的人数最少在数千以上，所捐款项达九千四百余元。”

　　等到国共两党矛盾日趋突出的时候，《新华日报》周年纪念的斗争意味表现得更加浓厚，政党认同也更加醒目起来，报纸甚至直接刊登了不少读者在纪念词文中对中国的直接肯定和鲜明认同：“我谨祝贵报今后的声音更响亮！谨祝中国万岁！民主胜利万岁！”“中国布尔塞维克是中国人民的灵魂，我举手高呼乌拉！”

　　《新华日报》的周年纪念报道是中国在大后方开展舆论动员工作的典型个案，它将自我批评、报刊交往、认同构建三大功能融于一体，体现了中国人灵活的办报策略与杰出的政治智慧。抓住周年纪念这一神圣时间，《新华日报》将一般性的报刊活动升格为多方共同参与的媒介仪式，通过坚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了报纸质量和水准的极大提升；通过密切的编读互动，建立了与大后方各界进步人士的深厚友谊；通过展示灿烂的工作成绩，构建了中国的政党认同。

　　习强调，“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我们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在不断增加。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以党报党刊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必须主动适应舆论环境，积极寻求舆论引导策略，不断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察往知来，言近旨远。在这个意义上讲，考察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在黑暗的国统区如何克服困难开展周年纪念报道，总结党报党刊的办报策略和斗争经验，必定能为当下主流媒体更好开展新闻舆论工作，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提供重要的历史参考。

　　（载《传媒观察》2023年第8期，原文约10000字，标题为《自我批评、报刊交往与认同构建：观察〈新华日报〉周年纪念报道的三重维度》，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