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学术与政治金沙体育间

　　金沙体育黄宗智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一书向我们呈现近代人物研究中的繁复面向：从学术史到政治史的桥接与跨越。它包含儒家启蒙传统，缘何会发生思想裂变，何以接受西学，怎样受域外影响。换言之，此书在叩问“为何是梁启超”身上兼具了这些疑难。本质上看，梁启超可谓“思想的开源者”，他的灵活、变动，使其愿意时刻调整，并试图融合中西思想的系统。同时，他也扮演思想的过渡者、转化者。他发挥了“作为误读”的理解，通往理论“改装”的阐释。不可否认，梁启超有时引义连类的论述，试图找求中西共通的可能性。但客观上，他的诸多思想也成为矛盾混合物。梁启超思想的渐变和突转，与他的纪行、闻见和交游密切关联。与康有为的僵化教条不同，他乃是一个“最无成见之人”。

　　我们不应单向度地看待梁启超的“保守化”路线，而应具体考察其思想转向的各种要素。我将其总结为：理论预想的放弃金沙体育，思想调和的无力(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难以融合），基于现实的“回返”(退回一种“开明专制论”)。梁启超的变革视角先后发生多次转移，从制度、民权，最后到“新民”(新型公民塑造)。但他常忽视这些因素的本与末，主与次，轻重与缓急。以至于，他的设想大多是从结果(西洋和日本的政治实践成果）出发的。

　　“它(英国)有代表机构，它的理论家们强调自由及充满活力的主张。明治日本已经成功实现了现代化；它通过了宪法、代议制机构，它的一些杰出思想家也赞同自由主义者的观点。结论似乎已经非常明显：自由及其仿照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一种新的道德模式将促进个人活力的充沛发展，而这又将反过来保证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及其繁荣发展”。黄宗智的描述，切入到梁启超理论逻辑的弱点：混淆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事实上，自由主义本身，与国家力量、国家主权并无必然联系。明治日本对英美强国的成功学习，并不意味中国复制，就可同样走上现代化之路。梁启超只是基于一种预设和推导。

　　即使对“自由”的理解接受金沙体育，不同民族也有显著区别。我们从梁启超对边沁与穆勒理论的阐述与“转译”，就可发现他有意的取舍偏向。他对边沁所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颇为赞赏；同时，他强调“公利”与“公意”，用具体的“大多数人”代替以往孟子之学中抽象的民本观。梁启超借此论述扩大政治权力基础的历史从少数人统治向多数人统治之过渡。如果我们反观他所倡导的“新史学”金沙体育，也会洞察这种理论的同步与契合。而他与穆勒《论自由》，有完全不同的旨归。穆勒聚焦于限制国家权力，警惕“多数人”施加的“一致性枷锁”，划定出个体性至高无上的价值。

　　显然，梁启超对个人范畴的自由并不关心。《论自由》中常常出现的个人和社会，被其直接替换为人民和政府。梁启超“始终把他的自由观点置于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幸福的背景之下。”黄宗智意欲探究其中的吊诡梁启超的自由主义，为何会通往某种民族主义？作者的答案是，二者具有利益的一致性，这一切都基于梁启超所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假想。其逻辑可概括为：自由驱动的竞争，可增强个人力量，反作用于社会，可使民族国家，更适宜生存。只有去除长久以来国人的奴性，塑造，思想自由的公民，才能实现。

　　梁启超始终把自由主义视为“新民”的工具手段，其目标通往强大的国家权力。此意图却与自由主义本质充满矛盾。自由主义强调政府权力的限制性。在梁的时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新民之理想，如中药之调理，虽想着长远而务本，但急症却需精准手术，时不我待。“民族主义关切越来越要求他优先考虑一个强大的国家”，来实现快速现代化。“帝国主义和国际斗争给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每个国家都必须在强大的中央政府下团结起来，以便在国际社会生存下去”。

　　对此，他不得不调整策略，放弃预想。“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有机统一和强大的纪律；自由和平等在当时仅仅是次要的。他自己早些时候对自由的主张太过火了自由民主只能在成熟的国家中发挥作用，而中国人还没有具备成为现代国家公民的必要资格金沙体育。”梁启超在游访美国华人社区后，感触颇深。那里文化水平已然很高，但同样腐败、昏聩而贫困。他依赖观察和直觉，给出一种深层解释：中国人缺乏民族意识，高尚目的，只有宗法家庭意义上的族民的思维。

　　暂且不论此结论是否武断，但他确实击中了深层问题 (人的问题）制度实现的主体，自由实现的前提。其原本限制政府权力的设想，让位给开明的专制观念。“应该建立一个咨询议会，为全面的代议制政府作准备。”这是为代议制、立府，铺设的漫长过渡。它导引梁启超从新民视角，自然转向对开明君主的设想(与“新民”相对应，我谓之“新君”，培养新型理想君主)。

　　有意味的是，梁启超用小说表述了此政治观点，以历史虚构进行革命与改良的大讨论。《新中国未来记》这部小说，直接通往未来政治实践，记述中国共和之后五十年，立府联盟(联合了革命党、保皇党和秘密社团）执政。首任总统罗在田(假借光绪载湉二字)后，黄克强成为第二任总统。黄克强与其父亲的学生李去病，曾留学欧洲，二人归国后展开了政治论辩。黄李二人成为梁启超思想博弈的心声写照：中国国民没有自治基础，仍然需要“君父”的教育，而革命形同破坏，会造成时局混乱，外国干涉，列强介入，并被再次瓜分。

　　“他相信教育、著述、新闻、演讲、商业和工业，相信对当权者的说服。中国首先要有一位贤君，并由一群杰出的大臣辅佐。这些人将扩大政府的力量，甚至超越旧帝国政府的力量。他们将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并提高国家的实力。在这样一个政府的领导下，地方议会将会发展起来，在一二十年后，人民将会受到启蒙，国家将会足够强大，可以建立多数人统治的国家。”

　　李去病对此反驳，说明梁启超已经意识到改良的自身困境试图靠“说服教育”，寄希望于开明君主，改变官僚权力模式，如与虎谋皮。在我看来，改良观念究其本质还是依托儒学传统，它又返回了孟子期待行仁政，王道的君主，把治理依托在“教化”二字上。这个小说最终也没写完，大概是梁启超自己分饰了两人，始终没什么压倒性的最优方案。他犹疑不决，只能求同存异，临机应变地去做，认为革命和改良都指向共同的民族利益，分歧只是实现手段和操作程序。

　　梁启超的渐进思路，看重制度基础的铺垫，放弃早年制度形式的颠覆预想。这暗合李去病式转向黄克强式的思想之路这位早年的革命宣传家，试图变为联合多方政治力量，实现君主立宪，过渡共和的领导者。二人的差异，也隐喻了梁启超与孙中山间的合与分。梁启超显得折中，左右逢源，既建议孙中山在起义中打“勤王”旗号，又建议康有为利用各派团体力量。

　　孙中山与梁启超的矛盾，在于二人计划的悖反。孙的共和主义有一个先行条件，即以反清为核心的民族革命。他有理由认为，梁试图利用他的力量，达成一项与之对立的计划，保皇与反清自然是形同水火。“因此，在梁看来，孙毫无疑问是不妥协的，同时，孙却认为梁是不可原谅地不诚实。”黄宗智试图从教育背景上，理解二人主张和行动的紧张关系。孙中山是没什么“思想包袱”的新人，大部分教育是在香港和夏威夷完成，他几乎不被儒学观念所束缚。

　　反观梁启超，则是“半新不旧”的人，有举人身份，从旧学里走出来，其古典传统根底，早已内化为无意识的思想原型。他对西学的接受，对君主的期待，决定了犹疑不定，难以适从的政治性格。他的政治实践说明，调和折中的倾向，必然腹背受敌，会搞得一团糟。在康有为和孙中山之间，两边不受信任。在革命后的国家政治里，他试图在中间道路上扩大政治影响力，介于袁世凯和之间，但屡遭挫败。

　　梁启超在理论宣传上，得心应手金沙体育，转向政治行动，则立刻显露无能无力。此作从多维度论述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所遇失败之原因，却没有从类型和起源层面给予阐释。在我看来，梁启超对学术与政治之关系，并未充分考虑。正如马克思韦伯所关注，到底以学术为业，还是以政治为志，与人格类型密不可分。梁启超是从学术领域直接跳到政治实践的。问题是，一向强调过渡渐进的他，对学术和政治的鸿沟，却缺乏认识。甚至，他产生了一种理论宣传家即是政治家，社会影响力即是政治影响力的错觉。事实上，他既缺乏政治军事力量支持，在议会党派中并无话语；其任职也无实际权力，他在司法和货币领域的改革，从未得到真正执行。

　　从学术思想转向政治行动，需要漫长转化，政治军事力量支撑；需要从地方到中央，自下而上的演变。但梁启超似乎总想走和平演化的捷径。他总是从既有的政治势力里，挑选实力最强者来依靠(无论袁世凯还是段祺瑞，都是角逐而出的当权者）；同时他试图联合其它势力，介于其间，以中间道路对实权者施加影响。事实上，他不过充当“资政”之谓，给新政府规劝和建议，试图维护立宪和议会不被摧毁。即使这种底线，也被军阀政府反复践踏。

　　先改变政治土壤，再开启培育民智的“分步走”主张，虽有其合理性，但同样很易陷入机械论式的教条主义认为非要历经社会制度、社会意识演化的缓慢进程。从而，它忽视变革本身可能蕴藏的飞跃性、激发的突变性、可实现的共时性。他的弱点是，并没有从阶段性和程序性上，看待渐进和颠覆的关系。我们有理由反问：渐进式改革，新民之建设，能否在激进革命后，在漫长治理中逐步实现？梁启超无疑用国民意识基础不够，无限拖延并悬置了病灶解决。若以譬喻言之，他大概认为这个灶台目前不必拆除，等慢慢培养出新厨子，最终会发觉灶台有问题，就会主动翻修。但他并未反思，如果革命能另起炉灶，也会倒逼、培养出大量使用“新灶台”的新公民。

　　只有从儒学底层逻辑看，才能理解他为何如此看重国民的道德属性。任何变革都要从价值观的现代化为始基培育自由的、民族的、积极觉醒的现代公民意识。“梁试图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架起的是连接儒学和自由主义的桥梁”，“自由主义过分强调个人和国家的私利，而仁则在其中起到了平衡的作用。”我们不该以后见之明去苛责梁启超的自由主义设想。黄宗智此作重估了梁启超思想的发生 (儒家公羊派思想）与吸纳(明治日本时期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西学本土化的创造性阐释。作者揭示了他折中主义，中间道路的实质在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公共精神，国家主义与世界大同之间腾挪，意欲获得协调。